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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

尼瑪嘉措 發布時間:2020-03-03 12:27:00來源: 中國西藏網

  1246年8月,雖然已進入盛夏時節,祁連山頂上卻還掛著皚皚白雪。一隊步履蹣跚的人馬已經用了將近2年的時間,長途跋涉了2000多公里,只要翻過這最后一座雪山,就會到達古都涼州,一位蒙古汗王正在等待他們的到來。在這支隊伍中,還有兩個孩子,一個叫八思巴,當時只有12歲,另一個叫恰那多吉,只有8歲,他們兄弟倆是跟著自己的伯父,西藏當時最有學識的佛學大師薩迦班智達來參加涼州會談的。八思巴沒有想到,他這一次的東行是如此的漫長,此后除短暫回了兩次西藏,他后半生的大多數時光都將散布在東方這塊土地上。

  一

  由于天氣原因,飛機晚點8個小時,在焦急無奈的等待中直到下午3點多才抵達蘭州中川機場。但顧不得太多,下機后向西疾行3個多小時直奔武威,也就是曾經的涼州古城。冬日暮色中的河西走廊時寬時窄、蜿蜒游移,但到了武威城前忽然變得天開地闊、蒼勁坦蕩,遠處的祁連山脈閃著清冷銀光。

  涼州是古絲綢之路的重鎮,一度是中國西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最聽古來橫吹曲,雄心一片在西涼”,王之渙、孟浩然、王翰、陸游等文人墨客的涼州詞,一首比一首經典,也寫盡了涼州的歷史滄桑。在成吉思汗橫掃西域之后,這里成為他的三子蒙古汗王窩闊臺的領地,窩闊臺即大汗位后又把這個重要的地方交給次子闊端駐守。闊端就是邀請薩迦班智達來涼州會談的主角,這次會談的議題是西藏如何歸附蒙古。

  吐蕃能夠進入蒙古人的視野,固然有蒙古帝國自身的強大。據說成吉思汗在從中亞撤軍途經印度河上游時,本來打算取道吐蕃返回蒙古,但因穿越青藏高原實在異常艱難而放棄了。窩闊臺時代再次拉開豪取世界的架勢,在派軍繼續西征的同時,命令闊端南下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甘青川滇地區,如何把更加遼闊的高原腹地收入囊中自然也提到眼前。歷史總是相向而行的,吐蕃王朝從七世紀開始的向外擴張,也在客觀上拉近了自己與蒙古的距離。從吐蕃鼎盛時代征服吐谷渾、攻打長安,到宋遼時期的唃廝啰政權,再到大批僧人到西夏王朝當國師,吐蕃已經悄然觸摸到了蒙古高原。蒙古人先是派出一支隊伍進行試探性進攻,竟然直達拉薩北部的熱振寺,殺死五百余僧人,“整個吐蕃的土石都為之顫抖”。那時的闊端應該還算了解西藏的政教實際,懂得佛教領袖在西藏的話語分量,提出迎請一位遍知無礙的大喇嘛到涼州,商談如何使西藏歸附蒙古。此時,“在邊遠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當派最大,最講臉面的是達隆的法主,最有聲望的是止貢派的京俄,最精通教法的是薩迦班智達”,薩迦班智達在蒙古汗王的邀請和西藏地方以及各派宗教勢力的推崇下,突然走到歷史舞臺的中央。此時的薩迦班智達畢竟已經63歲,他或許預感到涼州之行不一定能夠再回薩迦,行前不僅把薩迦寺的管理做了詳細的交待,臨走還帶上了自己最看重的兩個侄子。從那時起,八思巴就注定要成為薩迦派的未來教主,也必然會站到西藏地方與蒙元帝國調適關系的前臺。


圖為武威白塔寺薩迦班智達塑像

  因為到武威已是晚上,第二天一早我們才到東距城區20公里的白塔村參訪白塔寺,白塔寺就是薩迦班智達在涼州駐錫了五年的幻化寺。他圓寂后,闊端為他修建了一座高約42米的藏式喇嘛靈骨塔,周邊又修建了大小不等的99座白塔,因此又稱百塔寺。我們進入白塔寺,迎面就是一尊高大的薩迦班智達塑像,塑像的后面就是百塔群,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白塔都是近些年新建的,但幸運的是靈骨塔的塔基部分總算保存下來。白塔寺在西北寒冷的晨霧中靜靜矗立,見證著中國多民族國家締造的一段重要歷史。


圖為武威薩迦班智達靈骨塔遺址

  薩迦班智達在涼州改建、擴建了四座藏傳佛教寺廟,除了他駐錫的這座東部幻化寺,還修建了西部蓮花寺、南部金塔寺、北部海藏寺。目前海藏寺保存最為完整、規模最大,但已回歸為漢傳佛教寺廟了。因為白塔寺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塔寺就成為目前武威市區最重要的藏傳佛教活動場所。碰巧遇到了西藏薩迦寺派駐金塔寺的一位僧人夏加單針,他給我們介紹,薩迦寺從七年前開始向武威派駐3名僧人,主要是主持佛事活動并管理寺廟。我問他們習慣嗎?單針說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在千里之外能有這么一座寺廟與薩迦寺一脈相承,感到非常的因緣殊勝,不時還能接待來自西藏和周邊藏區的僧人及信教群眾,在這里生活得倒很充實。


圖為武威鳩摩羅什塔

  古涼州文化底蘊深厚,著名的馬踏飛燕就發掘于市中心的雷臺。馬踏飛燕成為中國旅游的標志,今天中國有數百個旅游城市都以擁有這個標志為榮。在雷臺不遠處,就是鳩摩羅什寺。鳩摩羅什,這位祖籍天竺、出生于龜茲、成名于涼州的高僧,位列中國四大佛經翻譯家之首,他翻譯的《金剛經》《法華經》《維摩詰經》至今是佛經的經典讀本。武威城中的鳩摩羅什塔與城東的薩迦白塔遙相呼應,敘說著古涼州曾經的輝煌。

  二

  八思巴的東行之路,如果是薩迦班智達帶著走出第一步,那么后來的路則是八思巴作出的選擇,憑藉的是自己的遠見、智慧和毅力。

 
圖為八思巴塑像

  在去涼州的途中,八思巴在拉薩大昭寺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前從薩迦班智達受沙彌戒。“班智達”,是印度對精通五明的佛教學者的稱呼,薩迦班智達云游各地、遍訪名僧,勤學善思、兼收并蓄,聞思修、講辯著,名滿一時。在涼州的五年,薩迦班智達把自己的教法毫無保留地傳授給了八思巴。同時八思巴還廣泛接觸了蒙古族、漢族、西夏等各方面的文化和歷史。1251年,薩迦班智達在幻化寺圓寂,臨終前把薩迦寺的法螺和教法全部傳付給八思巴,年僅17的八思巴成為薩迦派的新教主。此時年輕的八思巴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回西藏還是繼續留在東方?

  在蒙古帝國早期歷史的50年間上,出現了幾個改變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重要節點或拐點。1219年,大蒙古國的創建者成吉思汗率軍西征,橫掃中亞直到黑海之濱。1235年,成吉思汗最英勇善戰的孫子拔都汗再次西征,占領基輔羅斯和俄羅斯,直逼波蘭和匈牙利,1242年因窩闊臺汗病死為爭奪汗位突然中斷了對歐洲的征服。1251年,拔都扶持西征時的鐵血伙伴蒙哥即大汗位。1259年,蒙哥汗親征四川,在久攻不下的合川釣魚城負傷身亡。次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即大汗位,正式建立大元帝國。蒙古人的這一番東征西戰,攪動了歐亞大陸的格局,可能是15世紀地理大發現前最狂野的軍事行動。身在涼州的八思巴裹進了蒙古大歷史,忽必烈成為繼薩迦班智達之后決定八思巴命運的另外一個關鍵人物。


圖為重慶合川釣魚城遺址

  曾到嘉陵江畔的釣魚城憑吊古跡,望著波濤滾滾的江面,我在想,如果蒙哥不是那么較勁非攻下釣魚臺不可,他就不至于死得那么早,忽必烈也就做不了皇帝,后來的八思巴那會是什么樣子?西藏與祖國的關系又是怎樣一個樣子?

  三

  八思巴在涼州一呆就是14年。現在,忽必烈當了皇帝,八思巴東行的腳步又一次啟動,這次他來到了首都北京,不過那時叫大都。

  起初,八思巴和忽必烈的關系還是很微妙的。當年請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到涼州的是闊端,他的父親是成吉思汗的三兒子、第二代大汗窩闊臺,哥哥貴由是第三代大汗。而忽必烈的父親是成吉思汗的四兒子托雷,哥哥是第四代大汗蒙哥,這是兩個有根本利益沖突的系統。當年的拔都汗已經攻到了馬扎兒(今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就是因為不愿讓貴由即位大汗才急忙撤軍的。貴由坐上大汗位就出擊拔都,然而沒過多久就去世,拔都汗再次支持曾經與自己并肩作戰并攻下欽察(今烏克蘭)的蒙哥坐上大汗位,蒙古王的寶座從窩闊臺系轉到托雷系。托雷系一上臺就重新進行利益分配,恰好在薩迦班智達圓寂的當年闊端也去世了,忽必烈順勢接管了對涼州和吐蕃等地的統治。


圖為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的忽必烈雕刻

  忽必烈并不像我們想象中的那么慈悲和寬容,畢竟薩迦班智達伯侄是闊端請來的,八思巴是否可用還有待觀察。從《薩迦世系史》記載看,忽必烈至少對八思巴進行了兩次重大的考驗。第一次考驗的是八思巴的態度和見識。忽必烈把八思巴召到六盤山軍中,對吐蕃之事不屑一顧,一口氣提出吐蕃何時有王、你的祖上有何功業等8個問題進行刁難,八思巴引經據典講到了松贊干布的功德、吐蕃與唐王朝交戰、文成公主進藏等史實,讓不太懂唐宋歷史的忽必烈心服口服。第二次考驗的是八思巴的宗教學識和法力。不僅讓八思巴參加佛道教的論戰,還要求八思巴顯示與眾不同的神通。當時嘎瑪噶舉派教主嘎瑪拔希也來到京都,正是從他開始創立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傳承制度。嘎瑪拔希善于幻變之術,一度吸引了蒙古王室,這將直接動搖忽必烈對薩迦派的信奉。直到八思巴被迫顯示了斷身顯靈的神通后,忽必烈才從佛法上認可了八思巴。

  八思巴當然也敏銳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和重要性,或走或留,在此一舉。在忽必烈拒絕八思巴的請求,執意要向吐蕃攤派兵差時,八思巴釜底抽薪、以退為進提出,“如此,吐蕃的僧人無必要在此住坐,請放回家鄉”。而忽必烈也真的攤了一下手,“那么,可以前行”,想走就走唄。雖然后來忽必烈在身邊人的勸說下收回成命,但八思巴還是下決心離開。1253年,八思巴動身返回西藏。當走到朵甘思(今四川甘孜)時,面對金沙江對岸的家鄉,八思巴突然停住了腳步。史書上講他回西藏主要是為了受比丘戒,而恰恰此時得到了薩迦寺授戒師去世的消息,因此沒有必要回薩迦去了。但我想,此時的八思巴正在進行激烈的思想斗爭,試圖在兩難之間作一個最終的選擇。

  八思巴不愧是薩迦班智達的衣缽傳人。他的伯父最廣為流傳的著作是《薩迦格言》,書中主張一個人可以依靠偉人成就自己的事業,“弱者依靠強者,就會得到生存,一滴水珠雖然渺小,進入湖泊就不會干枯。”他還主張做事要靈活機動,“只要對人對己有益的事情,無論你怎么去做都可以,善于采取巧妙的辦法,絕不會有人說你狡猾。”八思巴一定全面分析了蒙古帝國的野心、忽必烈的魄力、西藏的前途、薩迦派的地位、個人的機會等等,反復比較、綜合權衡,作出了最后的決定:回去,向東,追隨忽必烈。

  

  這一次決絕的轉身,最終贏得了忽必烈對八思巴的完全信任。忽必烈要實現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需要用佛教信仰去統一思想,也需要依靠八思巴去管理西藏事務,而八思巴既需要通過皇權去推行藏傳佛教,也需要蒙古勢力幫助自己鞏固宗教地位。于是,在這樣一個利益共同體下,雙方尋求到最大公約數,在身份和信仰上都實現了“他者”向“我者”轉變。八思巴從此以后,峰回路轉、順風順水。1253年,八思巴為忽必烈傳授喜金剛灌頂,成為忽必烈的宗教上師。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立即任命八思巴為國師。1264年,忽必烈下詔設立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并統轄吐蕃軍政事務的總制院,由八思巴領之,同年授權八思巴兄弟回薩迦建立行政體制。1269年,忽必烈下詔頒行八思巴創制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1270年,忽必烈授封八思巴為帝師。此時的八思巴,已然是“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達到了自己的人生頂點。

  八思巴最大的政治作為是建立了西藏行政體制,影響西藏深遠的政教合一制度也由此發端。八思巴10歲離開薩迦,20年后才第一次回到家鄉,而且是作為大元帝國皇帝的代表榮歸故里,八思巴一方面是感慨萬千,另一方面則是責任重大。他在薩迦的兩年時間里,主持劃分了十三萬戶,劃分了俗人民戶和寺屬民戶,建立了以薩迦教主為政教首領的薩迦地方政權,創設了延續至今的寺廟“拉章”制度。此時,中央王朝才算真正實現了對西藏地方進行有效管轄。

  八思巴最大的宗教作為是把藏傳佛教傳到了蒙古王室,讓縱馬馳騁的蒙古族從信仰薩滿到信仰藏傳佛教,讓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成為藏傳佛教的兩座高地。蒙古王室在崛起初期,并沒有確定用哪一種宗教里來作信仰支撐,而是采取了對各種宗教來者不拒的態度,漢地佛教、藏地佛教、道教的大師在汗王身邊走馬燈轉換,成吉思汗在征戰途中就帶著長春真人丘處機,蒙哥的身邊則跟隨著嘎瑪拔希。忽必烈選擇了八思巴,讓他通過釋道辯論駁倒了內地佛教高僧和道士,讓他為王室成員普遍進行授戒、灌頂,從而讓元朝自上而下接受了藏傳佛教,并在蒙古地區影響至今。


圖為輝煌不再的日喀則曲美鄉

  當然,八思巴對于鞏固薩迦派的地位更加不遺余力。在八思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薩迦時,他在曲彌地方舉辦了至今仍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一場大法會。曲彌,是西藏十三萬戶之一曲彌萬戶的所在地,即現在的曲美鄉,距日喀則市區約20公里,處在G318國道從日喀則到薩迦縣的途中。不過在八思巴的時代,日喀則還是荒蕪一片,連名字都沒有。又過了幾十年,取代薩迦王朝的帕竹王朝如愿以償,建立溪卡桑珠孜簡稱日喀則,才逐漸成為后藏中心。《漢藏史集》記載,參加曲彌法會的人員總數有十幾萬,其中僧人就有七萬。這次法會一連辦了14天,耗資巨大,八思巴僅黃金就捐獻了963兩,其他物品不計其數。這次回西藏,八思巴奠定了薩迦派在西藏宗教格局中重要而特殊地位,從此以后各教派對薩迦派都給以高規格的禮遇。即使五世達賴在一統政教大權時,對薩迦派也沒有更多貶斥,沒有采取對覺囊派徹底改宗、對噶舉派極力打壓的強硬手段。在西藏噶廈政府時代,各教派宗教領袖的座次排位,薩迦法王的座位僅低于達賴、班禪,但要高于格魯派的法臺甘丹赤巴,再下來才是其他教派的宗教領袖。1937年九世班禪在返藏途中因病圓寂,也是在玉樹地區最大的薩迦派寺廟結古寺。

  薩迦派的寺廟至今廣布在西藏昌都和川甘青地區,這里正是八思巴兩次東行經過的地方。這個區域在今天的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之間,也就是歷史上唐蕃古道穿過的地方。唐蕃古道作為西藏通往東方的主要通道,從唐代延續到宋元直到明代。清代以后,川藏大道才逐漸成為進出藏的主要通道。在唐蕃古道的基礎上,忽必烈建立和完善了從內地通往薩迦的進藏驛站,共27站。其中朵思麻(今甘青交界地區)7座,朵甘思(今川青藏交界地區)9座,烏思藏(今西藏地區)11座。薩迦派也沿著這條大道在安多和康巴地區傳布開來。甘肅甘南的禪定寺,青海玉樹的尕藏寺、結古寺,四川甘孜的更慶寺、宗薩寺,西藏昌都的瓦拉寺,成為除西藏本土薩迦寺、俄爾寺之外最重要的薩迦派寺廟。在從德格縣去石渠縣途中經過一座薩迦派寺廟俄支寺,寺廟里建有八思巴大殿,這里的僧人和信教群眾十分虔敬和自豪地對我講,寺廟就是八思巴大師在途經甘孜時親自建造的。雖然寺廟前的這條大道已廢棄多年,但仍能感受到當年的恢弘氣勢。據說,俄支地方就是傳說中的格薩爾王城所在地,也有可能是至今仍無定論的“朵甘行都指揮使司”所在地。

  五

  雖然做了近30年的宗教工作,但去年夏天才第一次到五臺山參訪。盛夏八月來到山上,天高云淡、干爽清涼,當下頓悟藏傳佛教信眾為什么偏偏把五臺山作為信仰的圣地。且不說宗教信仰,單憑自然風景、山川植被和獨特氣候,與青藏高原就極度相似,儼然是一個內地的小西藏。

  剛到西藏工作那會兒,我就聽很多朋友講起五臺山是藏傳佛教的圣地,僧人們以一生中到五臺山朝拜一次為最殊勝的愿望。因為,藏傳佛教認為五臺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文殊菩薩在佛教信仰體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朝拜五臺山總是有道理的,但從何時成為了信教群眾的信仰追求呢?我嘗試著在閱讀西藏史籍的過程中尋找答案,至少找到了兩段記載。在被認為是藏族史籍早期歷史記載的“木之本” “水之源”的《柱間史—松贊干布遺訓》中記載,松贊干布東進到五臺山后,以其幻變神通建造了108座寺廟,且座座寺廟的山門都朝著京都而東開,寺廟中的所有佛像、佛經和佛塔亦隨之天成自現。在另一部重要的史書《拔協》中,更是生動而詳細記載了吐蕃五位使臣到五臺山文殊菩薩的佛殿求取圖樣的故事,當使臣桑喜受到文殊菩薩的加持走出寺門時,“山中的猛獸都向他行禮,并護送到山腳下。”可見,早在佛教初傳西藏的吐蕃時代就已形成對五臺山的朝圣信仰體系。


圖為五臺山白塔塔基的文殊菩薩雕刻

  薩迦派更是尊奉文殊菩薩為主要神祗,文殊在薩迦的眾神譜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特殊地位。《薩迦世系史》開篇第一句話就是,“由文殊菩薩幻化的具吉祥薩迦世系,最先出自光明天界”。正因如此,在內地已經穩定下來的八思巴于1257年前往五臺山朝拜巡禮。在山上的3個月里,八思巴寫下了多篇贊頌五臺山和文殊菩薩的詩篇,最著名的是《花朵之鬘》和《珍寶之鬘》,他從佛教密宗的角度,將五臺山的五座臺看作是密法金剛界五部佛的佛座,直贊“如須彌山王的五臺山,基座像黃金大地牢固,五峰突兀精心巧安排”。應該說,從八思巴的巡禮之后,五臺山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我在飛往五臺山的航班上就遇見了西藏幾位僧人,等到了五臺山中,不管進到哪座寺廟,都能碰到來朝佛的西藏和四省藏區僧尼和信教群眾。五臺山不僅滿足了信教群眾的信仰需求,還成為漢藏民族溝通往來的一座重要橋梁,八思巴實在是功不可沒。

  六

  八思巴在大都期間帶出了一大批弟子,有藏族、有漢族、有蒙古族,有畏兀兒人、有西夏人,有帝國內的、有帝國外的,他們為多民族、多宗教、跨文化的交往交流各自作出了貢獻。元世祖忽必烈當然是最大的蒙古族弟子,他直接利用皇家的威權推行藏傳佛教。另有一個來自西夏后裔的弟子楊璉真加,則在江南一帶極力傳播藏傳佛教。南宋滅亡后,其都城臨安即今杭州自然是元朝關注的重點,治理策略之一就是用藏傳佛教來進行精神控制,在杭州專門設立“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隸屬于中央的總制院。楊璉真加就是總統所首任長官,他在杭州改建、新建了數十座藏傳佛教寺廟。雖然這些寺廟如今都已不復存在,但在靈隱寺飛來峰留下來許多元代雕刻,在杭州寶成寺也留下最有文物考古價值的瑪哈嘎拉神像。瑪哈嘎拉,又被稱為“大黑天”,是藏傳佛教中的護法神,更被八思巴和忽必烈信奉為戰神,元代留存的瑪哈嘎拉神像即使在藏區寺廟也已不多見,在江南靜謐的寺廟中保存如此完好實屬珍貴。八思巴從青海玉樹帶出的弟子膽巴后來成為國師,他的傳教之路走得更遠,即使在被貶廣東潮州期間仍在建寺弘法。


圖為杭州寶成寺瑪哈嘎拉石刻

  但八思巴最傳奇的弟子還是阿尼哥。八思巴在第一次從內地回到薩迦時,發現有一個來自尼泊爾的神奇小子。這個阿尼哥雖然只有17歲,卻能帶領80人的尼泊爾工匠隊伍到西藏建造黃金塔,不僅聰明伶俐,更擅長繪畫塑像。巧合的是,阿尼哥生于1244年,正是八思巴離開薩迦前往涼州那一年。八思巴慧眼識珠,立即收為弟子,待回大都時便把他帶在了身邊。阿尼哥入朝后受到忽必烈的賞識,在大都和其他地方主持修建了眾多寺廟、佛像。昔日構造宏偉的元大都都城,如今也只在北京北三環北土城一帶留下幾段名不副實的所謂城垣遺址。相對而言,阿尼哥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則更加豐滿,阜成門內的妙應寺大白塔成為老北京的標志,五臺山上塔院寺的大白塔成為五臺山的象征。阿尼哥終生再沒有回尼泊爾,先后授以光祿大夫、大司徒,成為元代主持和組織藏傳佛教藝術以及其他手工技藝的專門機構將作院的一把手,去世后授封涼國公。多年前曾在中國學習的尼泊爾留學生回國后建有一個阿尼哥協會,在新時代傳承擔起中尼友好交流的使命。


圖為五臺山大白塔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南宋小皇帝趙顯是八思巴的弟子,因為1276年元軍攻陷杭州時,趙顯只有六歲,且僅僅做了兩年的皇帝,春天時節他才被帶到大都覲見忽必烈,而這一年八思巴已從河西香根府(今甘肅臨洮)回返薩迦。但顯而易見,忽必烈在召見這個被俘君王時,一定會向他推送藏傳佛教,讓他丟掉幻想、清心寡欲、正念修行。等到了18歲時,元朝皇帝更是直接把趙顯發放到薩迦寺出家為僧。這位曾經的皇帝可能一方面是對光復大宋江山徹底死心,另一方面也算是頗有佛緣,竟真能沉下心來在薩迦寺修行了34年,成為精通漢藏佛經翻譯的“合尊”大師。不過,流水落花春去也,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趙顯最終也沒有能回到江南故鄉。

  


圖為薩迦寺八思巴宮

  我第一次到薩迦寺是1991年2月。那年是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我隨一個小型演出團到薩迦縣慰問,得知薩迦寺號稱“第二敦煌”,于是懷著仰慕的心情參觀了寺廟的經書墻和寺廟收藏的歷代珍貴文物。此后的20多年間,我參訪過青藏高原上百座薩迦派寺廟,對薩迦派曾經的輝煌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去年秋天我又帶著不同的視界再一次到訪薩迦寺。中央財政撥巨款對薩迦南寺進行了文物維修,但我的關注點已經從令人震撼的經書墻,轉移到這些珍貴文物后邊的人和事。我們沿著厚重寬闊的薩迦寺城墻空中長廊轉了一圈,靠近城墻南側最大的宮殿就是八思巴宮。第二次回到薩迦祖寺的八思巴就住在這里,4年之后的1280年也最終圓寂在這座宮殿里,時年46歲。


圖為薩迦寺經書墻


圖為八思巴用過的鈴杵


圖為八思巴用過的馬鞍

  站在海拔4300米的薩迦故地,山頂上已經掛起了早來的秋雪。遙想七百多年,一代薩迦教主因偶然的一次東行,從天邊的西藏走到帝國的中心,也把自己寫進了中華民族的大歷史。(中國西藏網 文/尼瑪嘉措)

(責編: 郭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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